吕剧浮生·样板戏

1974年

· 2026年6月

1974年

1974年，广饶县城的墙上还能看到批林批孔的大字报。

糊了一层又一层，新的压着旧的，墨汁洇透了纸张，黑乎乎的一片片，像是墙面上长出的疤。街口的广播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起，先放一段《东方红》，然后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念社论。念完了，再放一首样板戏——今天是《红灯记》，明天是《沙家浜》，翻来覆去就那几段，广播站的人都会背了。

沈玉霜十九岁，在广饶县吕剧团跑了三年龙套。

说是吕剧团，其实早就不唱吕剧了。墙上的演出表写的是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排练厅里咿咿呀呀的全是京剧样板戏的调门。"吕剧团"三个字还挂在门口的木牌子上，但字已经褪了色，雨淋日晒的，像是被人用手指一下一下抹淡的。新来的年轻人有的根本不知道"吕剧"是个什么东西，以为跟"驴"有关系——有人真这么问过，被老演员瞪了一眼，不敢再问了。

玉霜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练功。压腿、下腰、跑圆场，一套活儿做完，天刚蒙蒙亮。排练厅的窗户糊着旧报纸，透进来的光黄蒙蒙的，照在水泥地上，像隔了一层陈年的油。她一个人在厅里走台步，脚步磨着地面，沙沙的，像秋天扫落叶子的声音。

没人要求她这么早来练。剧团的老演员们大多已经不来了——有的去了工厂，有的回了乡下种地，还有几个被叫去"学习班"，一走就是几个月。剩下的几个年轻人跟着县里的宣传队到处跑，演样板戏给各个公社看。玉霜也去，但她演的都是龙套——李铁梅家的邻居、沙奶奶家的群众、或者干脆就是站在台上举个标语牌的"革命群众"。

她不挑。有戏演就行。

但她心里头知道——这不是她想唱的东西。她从来没跟人说过自己想唱什么，因为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只是每次站在台上，举着标语牌，听着旁边的人唱那些高昂激越的调门，她会想起很小的时候，在乡下听过的一个女人唱的小调。那女人是谁她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个调子软软的、糯糯的，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带着泥土和柴火的味道。

那个味道，她后来再也没闻到过。

这天排练结束，团长刘国柱把她叫到一边。

刘国柱四十多岁，以前是拉坠琴的，手上有厚厚的茧子。现在不拉琴了，专门跑上跑下安排演出的事。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搓手，好像手闲不住。他是剧团里少数几个还会在没人的时候哼吕剧的人——哼两句就停，像是怕被人听见。

"玉霜，"刘国柱搓着手说，"下个月县里汇演，各个公社都要出节目。咱们团出两个。我寻思着，让你上《红灯记》的李铁梅。"

玉霜愣了一下。

"我行吗？"

"行不行的也得有人上。张家的闺女嗓子倒了，剩下几个小姑娘调门不够。你身架好，唱腔也扎实，练练能行。"

张家的闺女叫张淑珍，比玉霜大三岁，是剧团里唱旦角最好的人。她的嗓子是上个月倒的——不是生病，是喝了农药。没死成，但嗓子烧坏了。原因是她父亲不让她唱戏了，要她嫁人，她不愿意，闹了一场，喝了一口瓶子里不知道什么的液体，送去县医院洗了胃，命保住了，嗓子回不来了。

这件事剧团里没人明着提，但大家都知道。玉霜每次路过张淑珍的宿舍，看到门关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就觉得心里头堵得慌。

"没人了"——这三个字在剧团里越来越常听见了。

玉霜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她从来不是话多的人。刘国柱看了她一眼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最后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走了。

玉霜站在排练厅里，想象了一下李铁梅的站位。那出戏她看过很多遍了，每句唱词、每个身段她都记得。但她心里清楚——记得和会演是两码事。

她走到墙角，对着那面裂了一条缝的镜子，开始比划李铁梅的亮相。手举起来，眼神定住，嘴角微微上扬——一个革命接班人的标准表情。

镜子里的姑娘瘦瘦的，两根辫子乌黑，扎着红头绳。脸是瓜子脸，眼睛不小，但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想别的事。她试着让眼神"亮"起来，像李铁梅那样充满革命斗志——但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在瞪眼。

她放下手，不练了。

从排练厅出来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县剧团的院子不大，一进大门是个天井，两边是排练厅和办公室，后面是宿舍。院子角落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底下放了几个石墩子。槐树的叶子掉光了，枝丫光秃秃地戳着天，像几根干瘦的手指。

玉霜穿过天井，没回宿舍，绕到了后院。

后院有一排平房，原来是放道具和戏服的地方，后来改成了锅炉房。锅炉房门口堆着煤渣，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。门虚掩着，透出一线黄光。

玉霜推门进去，蒸汽扑了一脸。

锅炉房不大，一个铁皮大锅炉占了大半间屋子，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，水管嗡嗡作响。靠墙有一张木头桌子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本翻烂了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

周凤鸣坐在桌边的矮凳上，正在往炉子里添煤。

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，领口磨得发亮，头发用头巾包着，脸上沾了煤灰，看上去和任何一个烧锅炉的老妈子没有区别。但她的腰是直的。坐在矮凳上，腰板也挺得笔直，像台上站惯了的角儿，怎么都改不了那个习惯。

"师父。"玉霜叫了一声。

周凤鸣抬起头，没说话，冲她点了点头。

玉霜在锅炉房另一头的矮凳上坐下来。蒸汽从锅炉的阀门缝隙里滋滋地往外冒，把整个房间弄得雾蒙蒙的。两个人就这么坐着，一个添煤，一个看火，谁也不说话。

她们经常这样。玉霜练完功，或者排练完，就会到锅炉房来坐一会儿。有时候坐十分钟，有时候坐半个小时，说的话不超过三句。但玉霜觉得，坐在这里比坐在排练厅踏实。

"师父，团长让我演李铁梅。"

周凤鸣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添煤。

"县里汇演，说让我上。"玉霜又说了一遍。

周凤鸣把火钳子放下，拍了拍手上的煤灰。她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，润了润嗓子。她的嗓子在批斗会上喊哑了——那些人让她跪在台上，逼她交代"攻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"的罪行，她不认，他们就让她喊口号，喊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嗓子出了血。后来就再也没好过。说话的声音像是砂纸磨过的，粗粝、低沉，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嘶嘶的气声。

"李铁梅不是你的戏。"

玉霜没说话。

"你身架是好的，唱腔也能练，但李铁梅那股劲儿你没有。"周凤鸣顿了顿，"你太老实了。李铁梅要的是烈性，眼睛里要冒火。你那眼睛里头——没火。"

玉霜低下了头。

"那也得演。团里没人了。"

周凤鸣把搪瓷缸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搁，缸子底磕在木头上，闷响了一声。

没人了。这三个字她听得太多了。她想起十年前——不，更久以前——县吕剧团最红火的时候，台下坐满了人，连窗台上都扒着人往里看。那时候周凤鸣是台柱子，一出《姊妹易嫁》唱得满堂彩，谢了三次幕下不了台。现在呢？台柱子蹲在锅炉房里烧煤，手上全是煤灰，嗓子哑得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。

周凤鸣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开口，念了一段词。不是样板戏，是吕剧——《姊妹易嫁》里张素梅的念白。

"姐姐，你莫要嫌贫爱富，那毛哥哥虽穷，可人品端正——"

她的嗓子是哑的，没有唱，只是念，像说家常一样。但每个字的调门都在，起承转合都在，轻重缓急都在。蒸汽从锅炉里冒出来，白蒙蒙的一片，把她的声音裹在里面，听起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
玉霜听着，眼睛一热。

周凤鸣念完这一段，停下来，看了玉霜一眼。蒸汽在两个人之间缓缓地飘着，像一层薄薄的纱。

"这戏，你学过。"

"学过。"

"还记得多少？"

"都记得。"

周凤鸣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她重新拿起火钳子，往炉膛里添了一块煤。炉火腾地一下蹿高了，把她的脸照得亮了一下又暗下去。

玉霜坐了一会儿，起身走了。

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周凤鸣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"李铁梅就李铁梅吧。演什么都是演，别糊弄就行。"

玉霜回头，看见师父的背影在蒸汽里模模糊糊的，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。

接下来一个月，玉霜每天都在练李铁梅。

早上练唱腔，下午排身段，晚上对着那面裂了缝的镜子抠表情。她把《红灯记》的剧本翻来覆去地看，把李铁梅的每一句唱词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但不管怎么练，她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
不是唱腔的问题——她的调门是稳的，板眼是准的。是心里头的问题。她理解不了李铁梅。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父亲和奶奶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，她接过父亲的红灯，发誓要跟敌人斗争到底——那种恨、那种决心、那种"粉身碎骨也心甘"的烈性，玉霜怎么都想不明白。

她没有那种恨。她没有那种烈性。她这辈子最激烈的情感，大概就是坐在锅炉房里听到师父念《姊妹易嫁》时，心里头涌上来的那股热乎劲儿。但那种热乎劲儿是软的，不是硬的。它不会让人想去"斗争"，只会让人想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。

可李铁梅不是这样的。李铁梅是一团火，烧得噼里啪啦的那种。玉霜是一盏油灯，火苗小小的，风吹一吹就晃，但不会灭。

她把这个问题压在心底，谁也没说。

刘国柱来看了她一次排练。看完以后，他搓着手，想了半天，说："玉霜，你唱得没问题，但你——你那个表情能不能再丰富一点？李铁梅她要——要有那种仇恨。你懂吧？"

"我懂。"

"你懂就行。你多练练。"

刘国柱走了。玉霜站在排练厅里，盯着那面镜子，努力让自己的脸上呈现出"仇恨"的表情。她皱眉，咬牙，瞪眼——但镜子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是仇恨，像是在跟谁怄气。

她放弃了。

汇演那天，县城的大礼堂坐满了人。

礼堂是五十年代建的，砖木结构，屋顶很高，檩条上挂着褪了色的红布标语。标语上的字还是前几年刷的，有些已经看不清了。台下能坐好几百人，长条木凳子排成十几排，坐满了各公社来的干部和群众。前排是县里的领导，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，面前的桌上铺了白布，摆了搪瓷缸子和暖水瓶。

台上方挂了一条新横幅——"广饶县革命样板戏汇演"，红底白字，墨迹还没干透，有墨汁顺着笔画往下淌，在"演"字的最后一笔上凝了一滴，将落未落的。

玉霜在后台化妆。镜子是圆的，边上的银粉掉了大半，镜面还有一道裂纹。她对着镜子往脸上拍粉，手指冰凉。化妆盒里的油彩是剧团公用的，硬邦邦的，她用小指刮了一点下来，在手背上化开，再往脸上抹。

她给自己画了一对剑眉，眉峰挑得高高的，又在两颊打了腮红——不是平日里抹的那种淡淡的胭脂，是革命女战士的红光满面。

化完妆，她对着镜子看了看。不像自己了。眉毛太浓，腮红太重，嘴上的口红涂得超出了唇线，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张面具。

旁边化妆的是李玉和——不，是演李玉和的演员，叫王建国，原来是剧团唱老生的。他穿着一身铁路工人的制服，帽子戴得端端正正，正在对着镜子整理衣领。他看了玉霜一眼，说了一句："别紧张。"

"我不紧张。"

"不紧张就好。"王建国压低了一点声音，"听说今天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要来，坐第一排。"

玉霜的手停了一下。

"他来审查的？"

"来'指导工作'。"王建国笑了一下，那个笑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，"你唱你的，别管谁来。唱对了就行。"

"唱对了就行"——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别唱错了词，别唱跑了调，别出任何跟剧本不一样的地方。样板戏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符都是定死的，唱错了就是政治错误。去年邻县有一个演员演《沙家浜》，把一句台词说漏了两个字，第二天就被停了职，写了十几份检查才过关。

前台的锣鼓家伙已经响起来了。有人在报幕，声音通过挂在礼堂柱子上的大喇叭传出来，嗡嗡的，有点失真。

玉霜站在侧幕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她偷偷撩开幕布的一角，往台下看了一眼。黑压压的人头，有孩子在哭，有人在嗑瓜子，有人在抽烟。前排的领导们正襟危坐，表情严肃，看不出是来审查的还是来看热闹的。她看到刘国柱站在侧幕的另一边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嘴角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

"沈玉霜，准备了。"

她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了台中央。

灯光打在她脸上，白花花的，晃得她看不清台下的人。锣鼓点响了，她做了第一个亮相——手举起来，眼神定住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台下的观众在看她。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，像无数根针扎在身上。

她开口唱了。唱的是李铁梅的那段"都有一颗红亮的心"，调门起得稳，板眼踩得准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到了礼堂的最后一排。

台下的反应不错。有人在点头，有人在跟着拍子晃脑袋。前排的领导们表情也松了下来，有一个甚至在笑。

但玉霜自己知道——不对。

她唱得没错，一个字都没错。但她的眼神是空的。她站在台上，做着李铁梅的动作，唱着李铁梅的唱词，可她心里什么也没有。她在演一个她没见过的人，一个她不信的人。她的身体在台上，魂却不知道飘到了哪里。

她想起了锅炉房里的蒸汽。想起了师父念的那段"姐姐，你莫要嫌贫爱富"——不是唱，是念，像说家常一样，但每个字都在调上。

那才是戏。

谢幕的时候，台下掌声很响。前排的一个领导站起来和她握手，说了句"演得好，年轻人有前途"。玉霜弯了弯腰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回到后台，她坐在化妆镜前，看着镜子里那张还没卸干净的脸。剑眉还在，腮红还在，口红已经蹭花了，顺着唇纹化开，像裂了缝的红土。

她拿起一块卸妆棉，沾了点冷霜，一点一点地把脸上的油彩擦掉。眉毛没了，腮红没了，那张面具被擦掉了。镜子里又变回了她自己。

她盯着镜子看了一会儿。

镜子里的姑娘瘦瘦的，眼睛不大，眼神有点空。不像李铁梅。就是她自己——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的十九岁姑娘。

她放下冷霜，没有哭。但她的手在抖。

卸完妆，她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。她披了一件外套，从礼堂的后门出来，沿着县城的煤渣路往回走。冬天的风吹在脸上，冷得她缩了一下脖子。路边的电线杆上拉着大喇叭，正在播一段午夜新闻，播音员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听起来又远又冷。

她走到锅炉房门口的时候，门缝里还透着光。

她推门进去。周凤鸣还没睡，坐在矮凳上，手里拿着一块布，在擦什么东西。炉膛里的火烧得不像白天那么旺了，余烬泛着暗红色的光。

玉霜走近了才看清——她在擦一把折扇。

那是一把旧的素面折扇，竹骨子已经磨得发亮了，扇面上没有字画，干干净净的。玉霜认得这把扇子。那是周凤鸣唱《借年》的时候用的道具，十几年了，一直留着。

"师父，还不睡？"

周凤鸣没抬头，继续擦扇子。擦得很仔细，每一根扇骨都擦到了，连扇骨之间的缝隙也用布角来回地勒了一遍。

"睡不着，起来擦擦东西。"

玉霜在她旁边坐下来。锅炉房里的蒸汽已经散了，空气有些凉，只有炉膛里的余烬还在散着微弱的暖意。

"师父，我今天唱完了。"

"我知道。"

"台下鼓了掌。"

"我知道。"

玉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"我唱得好吗？"

周凤鸣手上擦扇子的动作停了。她把扇子合上，放在膝盖上，抬起头来看着玉霜。蒸汽没有了，锅炉房的灯光很暗，但她的眼睛却亮得厉害。

"你唱得标准。但你没唱进去。"

玉霜没说话。

"唱戏不是把词唱对了就行。你得信你唱的东西，你不信，台下的人能看出来。你骗不了人。"

玉霜低下了头。

"可是——李铁梅我不信。"

这句话说出口，她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"我不信"这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在那个年代是不能随便说的。但她在锅炉房里，对着师父，就这么说出来了。

周凤鸣没有惊讶，也没有生气。她只是看着玉霜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把手里的折扇递了过去。

"不信就不信吧。但你要记住——不是所有的戏你都得信。有的戏是演给别人看的，有的戏是演给你自己的。你得知道哪一出是给自己的。"

玉霜接过那把扇子，握在手里。扇骨上还带着师父手上的温度。

"哪一出是给我的？"

周凤鸣没有回答。她站起来，走到锅炉旁边，拿起火钳子，拨了拨炉膛里的灰烬。暗红色的火苗重新蹿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又暗了下去。

"你才十九岁，"周凤鸣说，"不急。"

玉霜看着师父的背影。灰扑扑的旧棉袄，笔直的腰板，握火钳子的手因为常年练功，指关节微微变形。这个人在台上唱了半辈子吕剧，现在只能在一个烧锅炉的屋子里，对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讲戏。

"师父。"玉霜叫了一声。

"嗯。"

"你说，以后咱还能唱吕剧吗？"

周凤鸣没有马上回答。她站在锅炉前面，沉默了很久。锅炉里的水还在响，咕嘟咕嘟的，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说不出口。

"不知道。"周凤鸣最后说了一句。

她转过身来，看着玉霜。炉火的光映在她脸上，明灭不定。

"但我想活着看到那一天。"

那句话说得很轻，轻得像是一粒灰落在水面上。

但玉霜听见了。

她握紧了手里的折扇，骨节发白。

"我陪你等。"

核心意象

传统像锅炉房里的水蒸气——看不见了，但还在。蒸汽从阀门的缝隙里冒出来，弥漫在整个房间里，摸不着，抓不住，但它确实在那里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能闻到那股湿润的、温热的气息。

戏也是这样。没有人唱了，没有人听了，但戏还在某个角落里存着。在一个被下放到锅炉房的老艺人的嘴里，在一片洗得发白的旧戏服的褶子里，在一把二十三年还没丢的折扇的竹骨子里。

你看不见它，但它没有消失。

它只是暂时不在台上。

但有人在等它回来。

传统像锅炉房里的水蒸气——看不见了，但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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